年初，中共邳（州）雎（宁）铜（山）
地委决定打掉陇海铁路碾庄车站（今江苏邳州市碾庄乡）的日据点，并将任务交给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的三大队。三大队即原来的邳雎铜独立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为田宝瑚，政委为石林。三大队派情报参谋徐荫堂化装成商贩赴碾庄侦查敌情，在地下党员宋培元（碾庄车站扳道工）的密切配合下，弄清楚据点日军只有7个人，配有长短枪6支，手炮（榴弹发射器）1门，住在一明一暗两间屋子里，夜间巡逻白天睡觉，车站周围还有1个伪军分队（排）。
年3月14日，三大队派出武装便衣11人，由徐荫堂带队，混在旅客中进人碾庄车站。
不久，一列客车自八义集站驶入碾庄站。7个鬼
子在月台上接车，车开出站台后，鬼子们回去睡觉，把枪放在枪架上。刚上床，八路军冲入室内，连发几枪，打死5个鬼子。另外1个鬼子和门口警卫的八路扭打成一团，也被打死了。在月台东边货运房里又找到一对日本青年男女。他们跪在床上，面前摆着日本军票，磕头求饶，被我军绑在椅子上连抬带拉带出车站。同时，我军另将伪军住处团团包围。伪军龟缩在营房内不敢开枪，10多分钟结束了战斗。
三大队长田宝瑚带领一营人埋伏在赵墩、徐
井涯一代掩护接应，向碾庄上空扫射3梭机枪大显军威，庆贺袭击战胜利。
这次碾庄袭击战：打死6名日军，俘虏2人，缴获手炮1门及部分枪支弹药，我无一人伤亡。漏网的1名日军在厕所大便，听到室内枪响，迅速翻墙而选，跳到冰冷的水塘里躲藏。徐州日军开来铁甲车搜查八路，对我车站地下党宋
培元等家属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报复手段。
被俘的日本青年男女。是日本“官二代”。女的叫太田延子（本田石川），日本大阪市人，日本九州大学艺术系在读大学生，22岁，正值妙龄的她身材高挑，高鼻梁，大眼睛，皮肤洁白细腻，留着齐耳短发，身穿连衣裙，一副学生装。她的舅父是侵华日军驻徐州的师团长。太田延子见了新四军战士，叽里咕噜地说着日本话，还一个劲地打手势。说着，又从兜里拿出一个证件。好像要表白什么。
男的叫山中青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其父是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段长。他们来
中国旅行结婚。在徐州举行完婚礼后，又来碾庄看望当小队长的太田延子的表哥（被我军击毙）。头天晚上刚到。翌日早晨便被俘了。
这两名日俘被押送到江苏省邳州县古邳镇五工头村，五工头在古邳镇东5公里，是我抗日根
据地中心，比较安全。两位日俘被关押在五工头村小学，派校长家属给他们烧茶做饭。这对新婚夫妇啼哭不止，不愿吃喝。
老百姓杀猪宰羊，敲锣打鼓来五工头村劳军；三大队在古邳等地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把两
个日本俘房和缴获来的武器、弹药放在台上展
览；大家拍手欢呼：“打得好！胜利属于我们。”
徐州日军请青帮（三番子、安清帮）头子陈耀东来根据地找首长说情，要把两个日俘赎回去。为了给陈老先生一点面子，我方故意把条件要得很高：30挺轻机枪，10挺重机枪，万发子弹，万元军票。日军答复：子弹和军票如数付给，机枪没有那么多，“谈判”没有成功。
年3月21日，苏北一万多日伪军开始
“大扫荡”。分6路向根据地包围；在古邳镇、土山镇等地挨村搜索，企图消灭我军，救回两名俘虏。
新四军即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为了减少目标，把这两人暂时分开押送躲藏。正当日兵猛扑之际，日本大洋狗乱咬狂叫，男俘山中青一竟用
日语大喊大叫，企图引起搜索的日军注意，以求救援脱逃。他甚至企图夺新四军战士的枪，结果夺了一支枪，还打伤了一名战士。
在此紧张时刻，一旦目标被发现，俘虏不但
会脱逃，我部也会被消灭。在无可忍耐之下，我军不得已把山中青一击毙。敌人扫荡持续11天，以失败告终。
年夏秋之交，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
枫，政委邓子恢）第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二十六团三营八连指导员陈同谟接到押送太田延子去第四师师部的任务。
三大队官兵把女俘太田延子押送到陈同谟连。她见到这些身穿新四军军服的大男人，缩在连部一角瑟瑟发抖，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露出惊
恐的神色。陈同谟与三大队简单交接后，当即召开干部会，强调日本女战俘由我们连押送期间，一定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发扬人道主义，切实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予以照顾，并要保证安全送达师部。
押送时。老天爷捣乱，下起大雨来，一些河
道河网发大水；陈同谟连驻地（五工头村）离师部驻地（江苏泗洪县半城镇）直线距离就有多公里；沿途还要经过海（连云港）郑（州）公路等大块的敌占区、封锁线，行动十分艰苦。陈、同谟找来一匹小毛驴给日本女俘骑，而战士们一率步行。一路昼伏夜行，为躲避日伪袭击，尽量绕道走安全线，所以路上花去好几天时间。
陈同谟不懂日语，太田延子则不会中国话。行进途中，陈同谟默默地走在她的背后，夜光下
只见她双肩不停地抖动，两脚直打颤。陈同谟知道她对我军还心存疑惧。于是，他走上前，面对她，用手指指她，又指指自己的心口，还拍拍腰间的驳壳枪，表示请她放心；绝对不会杀她，也绝对不会侮辱她的身体。经过这番手势，她才稍微放心，脸色也有点活泛。
太田延子到陈同谟连的第一顿饭，是一盆白面条和一碗韭菜炒鸡蛋。也许是饿坏了。接过来
狼吞虎咽，很快风卷残云般吃完了，站起来把碗送到门边，交给站岗战士。她一抬眼，发现我们两个战士吃的是高梁煎饼和盐豆子。
当时，新四军战士因为战争环境和经济困难，解完大便，一般只用树枝、草把清理一下。陈同谟却派人去集镇买来草纸，给太田延子用。押送途中，陈同谟特别怕出问题。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每逢白天宿营，陈同谟都让太田延子住在连部跟前，便于连部干部监视；站岗放哨，也专门挑选年纪大的战士，并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太田延子的房间。
太田延子见我们新四军待她好，感到我军的确是文明、仁义的军队，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大
肆蹂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她的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有时给她东西，她还九十度鞠躬，咕噜几句日本话，表示感谢。
经过4天4夜的艰苦跋涉，陈同谟连押送日本女战俘总算到了泗洪县半城镇附近的杨井村，并与师部前来的接应会了面。
到年底，新四军第四师中俘虏和自己来投诚的日本士兵已有10多人。年春，组织上考虑到这些日本人经受了新四军的优待、照顾、感化、教育后，不仅思想觉悟提高，而且积极要求参加抗日的表现，决定帮助他们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以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支部长为后藤勇，后藤勇是工人出身，原是京沪铁路车站警察，被新四军俘房后送到军敌工部，经过教育，他的政治思想表现很好。
年秋，将其派到新四军第四师。后藤勇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同我军官兵亲如手足。他喜欢用日语与大家交谈，然后再用中国话说遍。这些国际友人，在我抗日根据地生活非常愉快，时常举行娱乐晚会，与抗大，政治部举行球赛。
太田延子是个正直、热情的日本姑娘，经过后藤勇等人的帮助，她对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
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她加入了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太田延子中国话说得生硬一些，后藤勇经常像老师一样耐心地给她校正发音。后藤勇带着太田延子，多次冒着危险，到前线向据点里的日军喊话策反，号召他们向新四军投诚。
不知是正义力量的感召，还是延子那富有乡情味的喊话，打动了日军的心。年冬。驻扎
在皖北、苏北的几名日军毅然放下武器，向新四军投诚。其中，一名叫矢口庄司的日本军曹说：“太田延子的＊箭，射中了我的心。”
矢口庄司是学生出生。原是日本中队联络兵。从津浦铁路宿县北小李庄车站出来投诚后，经过教育成为支部骨干，担任日文小报《士兵之
声》主编。他和战友们印发了大量日文宣传品。
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效果良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爱情有时美好如诗。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经常在一起去做瓦解日军军心的工作，共同的理想，让他俩很快堕人爱河。年春。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长吴宪和后藤勇，联合为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张爱萍等党政军领导，也参加了这对异国伉俪的婚礼。师政委邓子恢还特意发来贺电。
年5月，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的儿子出生了，乳名“嘛噶达”。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之中。
年9月11日，彭雪枫师长逝世，后藤勇和矢口庄司、太田延子夫妇代表日本反战同盟淮
北支部，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追悼会，在彭师长遗像前抚膝鞠躬，泪水滚滚。
年，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后藤勇奉命到日军据点做劝降工作，不幸光荣牺牲，为反法
西斯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年9月，亚太地区的战况发生了变化。日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中国人民的抗战进人了战
略反攻阶段。为了促使天皇尽快投降，结束战
争，在延安的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下令，要求分散在日本国外的反战同盟成员，全部秘密返回日本，以加强国内的反战力量。为了行动方便，强调不准带家眷孩子，遗留问题以后解决。
当时，太田延子的儿子才4个多月。接到命令后，太田延子心乱如麻。她思念故土和家乡的
亲人，可又舍不得心爱的儿子。但是，为了制止战争，争取和平，她必须狠下心把儿子寄养
出去。
地下党组织帮助进行了安排。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老大娘领着一位20来岁的少妇来到张
塘村太田延子的住处，抱走了孩子。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临回国前，太田延子一个人悄悄地步行了40多里路，来
到双沟镇高套村看望孩子。她泪流满面地为儿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嘴唇颤抖着抱着儿子亲了又亲。跪在养母脚下，连身说“拜托了！”最后，放下一包衣服和两袋奶粉，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养母刘凤英，是村妇教会干部。她丈夫叫刘
一孚（刘青萍），是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那天，敌工部长吴宪找到干事刘一孚。秘密交给了他一项特殊任务一一收养日本遗孤。刘一孚回家说服母亲和新婚妻子，要她们收养一个日本人留下的孩子，并要严格保密。当时刘凤英才20岁，结婚不到半年。新娘子抱养孩子，难免流言蜚语。但刘风英是党员。她和婆婆抱来孩子，学着给孩子喂饭、缝衣、做鞋。孩子满周岁，吃得白白胖胖，非常可爱。养父给他取名为刘太山，“太”是为了纪念孩子生母太田延子。不久，刘凤英自己生了女儿。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她都一视同仁。
看着一对可爱的儿女一天天长大，虽然日子清苦，但心里却无比的欣慰。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刘太山生母是日本女人的身份暴露了。再加上刘一孚经常在敌占区活动，人们对她家发生误会。不久。刘凤英的妇救会主任被撤掉了。一次村里动员做军鞋，她连夜做了三双。但送去后村干部不收，理由是她和日本人有
瓜葛，不配为新四军做军鞋。刘风英懂得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对乡亲们的误会，她不解释；对村干部的不公，她不申辩，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过去以秘密身份在敌占区从事地下活动的刘一孚，如今也公开身
份，当上了南京军区群工科长，28岁便当上了副师级干部，的确令人羡嘉。乡亲们的误会消除了。村干部对她也很客气了。那些日子，刘凤英心里甜蜜蜜的。
但刘一孚以性格不合为由和她离了婚。不久，婆婆病逝了。倔强的刘凤英独自支撑着破碎
的家庭，抚养一双儿女。她逃过荒，要过饭，挖过野菜，但始终没有让孩子挨冻受饿。她把欢乐与温暖带给了儿女。却把苦难和痛苦留给了自己。
刘太山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不久成家了。
年春，刘凤英病逝了。临终前一天，久病的她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养子，张了半天嘴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最后眼角滚下一颗泪珠。那意思似乎在说，她对不起儿子，没有帮他找到亲生母亲。
养父刘一孚，解放战争中。随部队南下，虽然和刘风英离了婚。但是，也没有逃脱收养日本
孤儿的牵连。据说，建国初，军区首长本来准备提拔他，但有人投诉他富农出生，收养日本孤儿。阶级觉悟低下，提拔变成了专案审查。幸亏老领导吴宪（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等仗义证明，他才免受处分。
“文革”期间，又有人旧事重提，给他扣上
“里通外国”、“日本特务”的帽子。但查无实
据，造反派不死心，就把他发配到劳改农场。每天喂猪放羊，挑水种菜。虽失去自由。但他并没有忘了抚养儿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刘一孚认识了军宣队的江苏泗洪老乡李家山。李家山知道刘一孚是老革命，很敬重他。一天晚上，刘一孚找到李家山，说：“我有个儿子在泗洪农村，家里生活困难。我现在不发工资，没有钱接济他。省了点饭菜票，换了几十斤粮食，麻烦你托个人带给他。”李家山深深地被感动了。
年底，刘一孚被解放了，并调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他把儿子安排在双沟酒厂工作，并
写信给儿子，让他到扬州来。儿子来后，他盛情款待。儿子临走，他拿出一叠钱给儿子，并告诉他的身世和亲生父母的名字。
对自己的身世，刘太山虽然从养母那里早有所闻，但养父今天挑明却让他始料未及。他猛地
跪下，抱住养父的双腿痛哭流泪，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养父母的深恩。刘一孚也落泪了。
年，刘一孚因胰腺癌在南京逝世。在遗嘱里他写道：“请组织出面，继续寻找刘太山的日本亲人。”寻找亲生父母。是刘太山最大的心愿。
年中日恢复邦交后，养父刘一孚曾与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华侨总会、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许多单位联系，还曾给廖承志等领导写过信，但一直没有打听到太田延子、矢口庄司夫妇的任何音讯。
据说，当年太田延子夫妇是和其他反战盟员一起回国的，其中一个反战盟员林博二男回国后
加入日本共产党，曾经写信到中国，说他在大
阪。那么，可以推断，刘太山的父母也回到了日本。假如这对夫妇回国后又生育了儿女，那么刘太山可能在日本有亲弟妹。即使太田延子、矢口庄司夫妇都逝世了。难道他们就没有其他亲人吗？为何千呼万唤没有回音呢？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过了60多年，刘太山迄今
止，一直没有找到日本亲人。
来源：时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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